科技如何为普惠金融赋能？怎样服务实体经济？面临哪些难点与挑战？4月25日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办，金融法律与金融监管研究基地、《金融评论》编辑部、凤凰网WEMONEY承办的普惠金融国际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。

围绕“数字普惠金融助力实体经济”这一主题，与会嘉宾深入探讨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命门，旨在树立行业信心，助力数字普惠金融，推进实体经济发展。

开新路：综合运用金融科技

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，数字化浪潮蓬勃兴起，越来越多创造性和适应性的新型技术、商业模式、以及服务模式，渗透到普惠金融的领域，一个以数字化为驱动的普惠金融的新模式正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形成。

在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副秘书长杨农看来，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发展，普惠金融的内涵、外延以及实现的手段都在不断丰富和完善。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也同样呈现出服务主体的多元化、产品服务的多样化以及服务覆盖面广等特点。

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在发言中指出，普惠金融是让所有有合理金融需求的人在一个合理的价格基础上，体面地获得金融服务。不过，目前仅基于传统金融产品和服务无法解决，必须开“新路”，即通过发展金融科技来解决普惠、科技产业化等问题。

业内人士指出，中国在数字普惠金融方面已经取得快速发展，解决了一些世界性的难题，同时也使得中国金融业有了后发优势，有了弯道超车的可能性。

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理事桑津浩太郎称，“中国大数据、AI、区块链等新技术开拓了新的金融服务手段，且技术发展程度远超日本。金融服务成本、金融获得路径等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课题。我相信在中国可以进行一个更创新、更先进的数字普惠金融”。

纵观全球，多个国家已把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提升国家竞争力重要的着力点，并通过采取各种措施，引导、鼓励金融科技企业在本国的金融市场生根发芽。

野村综研未来创发中心资深高级顾问李智慧介绍，为应对数字化浪潮，日本制订了金融数字化的转型战略，促进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。主要分为：第一，开放创新，推动金融科技企业和银行的合作；第二，设定一些类似先行先试的实验性重点项目；第三，推动支付清算的升级。

存瓶颈：成本高、效率低、服务不均衡

毫无疑问，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正在不断提升，但不可忽视的是，在传统普惠金融模式和技术条件下，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、效率低、服务不均衡、商业不可持续等难题依然无法得到很好的解决，成为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主要障碍。

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、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胡滨直言，“随着数字普惠金融技术的普及，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，行业关注的焦点不再是速度，更多的是如何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的问题”。

不过，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在发展迅猛的同时，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，特别是客户隐私权保护和信息安全方面。同时，数字普惠金融的有效供给不足，发展不平衡、不充分的情况仍然比较突出。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机构，部分中小企业融资急的问题虽得到解决，但是融资贵的问题依然突出，区域之间的不平衡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。

“尽管采取了数字技术，运营成本在下降，但数字普惠金融机构不是传统银行，获得资金的渠道不一样，获取成本也比较高。”胡滨指出，下一步如何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金融服务成本，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瓶颈，需进一步的政策支持。

对于监管之于行业态度的预判，北京市互联网金融行业协会秘书长王思聪认为，金融所有的属性和生态，都是对风险的把控和管理，尽管科技对金融服务会有帮助，但人性的暴露也很裸露，因此永远是监管市场包括机构之间的博弈，需要一直研究下去。

解难题：推动一揽子普惠金融解决方案

不可否认的是，普惠金融面临的成本高、服务不均衡、商业不可持续等已成全球共性难题，具体何解？

WeLab中国区副总裁陈莉指出，对于从事普惠金融面临的挑战，同业和异业有着相当大的差异。同业方面，首先需要提高大数据的采集和分析能力，其次是提升场景和建模的能力，加强建设“标准化场景”；异业方面，包括支付、旅游、物流在内的很多行业对金融服务有着很大的需求，但由于其大数据采集能力和应用能力的不足，传统机构很难去介入这些场景，所以他们需要的是线上金融产品的设计经验和“拎包入住”式的金融解决方案。

杨农则认为，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过程当中，不能仅靠技术单兵突进，把技术过度神化泛化，应该研究推动包含政策、制度、技术等在内的一揽子、系统性的普惠金融解决方案，构建数字普惠金融的政策支持体系、风险治理体系、技术创新体系、基础设施体系和消费者保护体系。

日本银行北京事务所所长东善明同样认为，普惠金融并不能仅依赖高科技来实现，以小微企业融资问题为例，因为小微企业信用风险大、风险评估困难、不确定性大、技术力量欠缺等，使其融资难、融资贵成为世界性难题，因此政府的支持和干预、金融机构的贷款、专门的法律等都尤为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