春节刚刚“消停”，北京玉蜓桥上渐增的车流宣告着假期结束。桥边上的中国棋院三楼，副院长叶江川的办公室里，那块占了半堵墙的白板也将被擦抹干净，重新填上2016年的赛事安排。

被新计划覆盖的是中国国际象棋踏实走过2015年的痕迹，八九十项赛事，举办时间贯穿全年，不少赛事在日期上还有交叉，举办地也因赛事级别不同，从国内的小城江门、枣庄延展到跨海越洋的瑞士、法国……其中，还有难以捕捉到字迹的国象男子世界团体锦标赛——中国国际象棋男队在亚美尼亚的这次战役，不仅最终加冕，更创造了亚洲队伍首次在该项赛事中称雄的历史。

但这并不是男子国象队首次带给国人惊喜，在国际象棋部荣誉室占据最显眼位置的那座汉密尔顿·罗素金色奖杯，更因象征着国际象棋团体赛最高荣誉的分量，在2014年第41届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后，就宣告了中国男子国际象棋在该领域的地位。这同样是亚洲零的突破，打破了欧美棋手对该项赛事长达87年的垄断。

叶江川以国象队总教练的身份，感受着18岁拿起国际象棋后便梦寐以求的时刻，尽管这是他身处时代洪流中无法以棋手身份兑现的梦想——从1982年到2004年，作为当时中国国象的领军人物和等级分最高的国内棋手，叶江川连续12届冲击奥赛冠军未果，尽管他曾击败过名将科尔奇诺依和肖特，也弈和过棋坛名宿卡尔波夫和卡斯帕罗夫，但当时男队的整体实力与俄罗斯等世界强队相比，仍然难以望其项背。

1956年，国际象棋被国家体委列为体育竞赛项目，因传播路径单一，“我下棋时，全国懂国际象棋的人还很少，有贸易通商需求的广州、宁波和上海可能下的人比较多。”16岁的叶江川当年受棋迷父亲的影响，下的是中国象棋，但省里成立象棋集训队的计划临时取消，叶江川因而前途未卜。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，本应顺理成章告别象棋考大学的叶江川，听从山西省棋类项目奠基人王品璋的建议，改练国际象棋，“我没犹豫，我喜欢下棋”。

这个决定让周围很多人难以理解，“能否作为职业，甚至能否养活自己都有疑问。可那时就是爱好，没想那么多，要真为自己的前途着想，确实不容易下决断。”既然作出选择，叶江川便下了功夫，每天花10～12小时泡在棋上，当年仅有的一本油印书，菲舍尔的《难忘的60局》几乎占据了他全部的少年时光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棋书的资源十分紧缺，“誊抄”就是叶江川和队友睡在火车硬座座位下奔赴大江南北的原因，“哪儿有棋书就去哪儿”。

随着棋力的迅速增加，叶江川在1981年就获得了全国冠军，此后以7次夺冠，成为我国获得全国男子冠军最多的棋手，并两次进入世界杯八强，到1999年，他的等级分达到2620分，成为我国第一个等级分超过2600分大关的男子棋手。因为是“舶来品”，国内对国际象棋的认知度，仍不足以使叶江川功成名就，直到他指导谢军成为世界冠军后，前尘往事的荣耀最终被记在了“教练”的角色中。

1988年，叶江川棋力正盛，是国内棋坛“男一号”。“当时要推动国象，与其在普及后找明星，不如先培养明星再带动普及更可靠。”而女子国象在当时则成了突破口，叶江川被指定去帮助“女一号”谢军，“我是策略的执行者，要搁现在，不可能让男子一号棋手去帮助扶持女棋手。”叶江川笑称，“当时训练谢军，每天能有10个小时。”3年后，谢军成功挑落在位棋后齐布尔达尼泽，夺得女子个人世界冠军，一举奠定中国在世界棋坛的强国地位。而叶江川也在教练的位子上越坐越稳，“出国比赛基本上是带谢军，我自己的比赛越来越少。”到了2000年，叶江川出任国际象棋国家队总教练，又先后培养出诸宸、许昱华和侯逸凡等“棋后”。

但让叶江川真正离赛场越来越远的，是2004年被任命为中国国象协会秘书长。“以前当棋手，只研究下棋就行。当了教练就多了一份责任，但时间还能把控。可再加上千头万绪的推广工作，就觉得时间不够用了。”采访间隙，叶江川的电话不时响起，敲门声也不断。面对提问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国象的品牌、团队，即便是针对他的私人问题，最终也能找到他作为推广者的立场，“我快40岁时，高水平赛事一年也就有两三次，现在的棋手一年有十多次。国际赛事以往一年只能轮一次，现在则提倡请进来走出去，要让他们在成长时，能参加更多的高水平比赛，以解除未来上大学等后顾之忧”。

对叶江川而言，只要还在中国国象的棋盘中，他便可以成为任何一枚“棋子”，且尽可能发挥每个角色的作用。“我早已养成了竞争的习惯，从未懈怠过。国象讲究局面推进，把握好节奏感和计划，不断往前拱。”即便“最想当的还是棋手”，但他依然把“与赞助商打交道、为国象爱好者服务和协调社会力量的关系”等令不少专业棋手听到就头疼的事，视作头等大事。

早在叶江川出任中国国象协会秘书长之前，他便创造了一个经典的推广案例——2000年12月31日，叶江川在山西太原开始了他长达28个小时，1人对1004人的车轮大战，没有睡眠、仅靠水果和黄瓜维持体力的叶江川，胜率高达94.6%，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。尽管当时有轮椅，但“一秒一步、一步一停，两圈下来就特别晕”，叶江川基本上是走着完成比赛的，“当时我40岁，提前一个星期到太原跑步、游泳，但下到半夜两三点时特别难受，换现在肯定盯不住了。”而让叶江川印象深刻的是，在这次活动中，一个还在发烧的孩子坚持不和棋，一直在场上熬了七八个小时，这让他意识到，“推广活动或许比举办某个比赛作用更大，我始终认为，每个国象的从业者，都有义务去推广国象”。

叶江川把自己当作火种，且庆幸于“全方位参与，一天也没离开过”，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少数人，“以前从事国象的人三分之二还在一线工作。每个人身上都会有时代的烙印，或许我们那代人被留下的，就是‘责任’二字吧”。

本报北京2月14日电